告。
我当时没答应,因为那个人的伤情照片我看了,左腿粉碎性骨折,胫骨和腓骨都断了,断面错位超过两公分。
面部创口从眉骨一直到下颌,缝了四十多针。
按《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》,这至少是重伤二级,甚至够得上重伤一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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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学平说到这里停了一下,伸手揉了揉太阳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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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永年说‘郑总那边已经安排好了,你只要签字就行’。
我说我得看原始资料,他说资料已经调整过了,你签这个版本就行。
后来郑丽亲自给我打了电话,说这个案子是老陆堂弟的事,让我配合一下,年底给我包个大红包。
我知道她说的是谁,陆主任的堂弟,陆庆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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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远放下笔,目光平视着梁学平:&ot;
梁老师,您当时为什么没有拒绝?&ot;
梁学平低下头,双手用力搓了一下膝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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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书记,我跟您说实话吧。
那年我儿子在省城看中了一套房子,首付差了十二万。
我老婆那阵子身体也不太好,查出了乳腺结节,要做手术。
正源给我的工资一个月才六千多,我在外面接私活写鉴定报告,一份也就几百块钱。
郑丽说年底给我五万,我……我没扛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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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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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学平的声音低下去,低到几乎要听不清,&ot;
那年年底,郑丽给了我一个信封,里面是五万块钱,用银行的那种牛皮纸信封装的,封口贴了一张透明胶带。
从那之后,曹永年隔一段时间就会拿一份鉴定报告来找我,让我按他说的结论签字。
少的时候一年两三份,多的时候四五份。
到了后期,我连原始伤情照片都不看了。
曹永年说怎么写,我就怎么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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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签了多少份?&ot;
方远问。
梁学平仰头想了想,眉毛皱起来,嘴唇无声地动了动,像是在心里默默数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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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数记不清了,但曹永年经手的、我签字的,少说也有十几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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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远在心里迅速过了一遍。
十几份问题鉴定报告,涉及至少十几起案件。
这个数字比他和沈红梅目前查到的要多得多,社会影响也更大。
正源鉴定所这条线,比之前预想的还要深。
何桂芳丈夫的案子只是冰山一角,水面下藏着的是一整条利益输送的暗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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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永年除了找您签字,还给了您什么好处?&o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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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签一份,郑丽那边会给我三千到五千不等的‘评审费’——这是他们叫的名目,实际上就是封口费——直接打到我工资卡上。
年底还会有额外的红包,按照当年签字的数量来定,签得多红包就大。
三年来加起来,光从正源拿的这种钱就有二十多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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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学平叹了一口气,那口气绵长而沉重,&ot;
我知道这钱不该拿。
郑丽说这是所里的正常绩效,我自己也骗自己,说反正报告上写的是鉴定所的章,我就是个签字的人,出了事也轮不到我扛。
我就……我就这么自己哄自己,哄了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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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远的笔在纸上飞快地移动,把梁学平的每一句话都原原本本记下来。
他抬起头问:&ot;
除了何桂芳丈夫那个案子,您还记得其他签过的案子有哪些?至少能说出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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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学平闭上眼,眉头紧锁着回忆了一会儿,然后陆续说出了几个案由:一起工伤认定纠纷——一个在建筑工地上摔断腰的农民工,鉴定结论从&ot;
一级伤残&ot;
被改成了&ot;
三级伤残&ot;
,赔偿金额从八十多万降到了二十万出头。
一起医疗损害赔偿——一个做手术被误伤神经的病人,损伤程度从&ot;
重度&ot;
改成了&ot;
中度&ot;
,医院赔的钱少了将近一半。
还有一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两起合同纠纷。
他记不清当事人的名字了,但对案由和曹永年出面的细节记得比较清楚。
方远一一记在本子上,这些信息可以和法院档案室里的卷宗逐一交叉比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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